农民工：一个新阶层的权利主张（一）

pengzhongli · 发表于 2009-7-19 16:36:16

本帖最后由 pengzhongli 于 2009-7-19 16:40 编辑

彭中礼

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大追求。自从人权思想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我们就已经把人权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即认为一个保护人权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一个侵犯人权甚至根本不承认人权的制度便是坏制度。当某种社会制度存在道德的批判价值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明白：我们已经对此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如果不是作为一种肯定性的价值的话。而对于社会制度而言，许多时候作为个体的人对之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该制度也许会对该个人造成深深的伤害，即使是这样的伤害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例外——许多时候，乃至于是经常——所以，人们宁愿有那么一种凌驾于一般判断之上的价值，以使之进行合理的判断与合理的选择。这样，把权利或者是人权纳入制度的考察范围自然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求。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考，笔者也十分愿意把人权和权利这一神圣话语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去思考农民工问题，并希望能够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新的思考——如果不能够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话。
一、城乡的不平等对立与农民工的产生
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工业化、城市化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于是，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了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
而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路线比较曲折。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采取了以农补工的社会发展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途径甚至是十分单一的：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此外其他途径十分的渺茫。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的30多年间，这样的严格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贯彻得十分彻底。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这些举措并没有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过程积蓄了许多矛盾，并使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了大规模的变革措施，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对待农民的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措施上并没有松动。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但此时在农村出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变化，使得农民必须要脱离土地寻找新的创业途径：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生产单位主体的获得，事实上是一种自由身份的获得，使得农民摆脱了长期以来必须依附于土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产出暴增，许多剩余劳动力在一夜之间呈现出来，从而人们通常所说的隐性失业变成了显性失业。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以贫穷为美德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被贫穷的生活所累的农民也有了创造新生活的欲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逻辑：农民要致富，而农业生产容纳不了众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又不被容许，不得已，农民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自发地向二、三产业转移。于是就有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而学界使用农民工概念，最早出现在1995年底至1996年初这个阶段，此前一般被称之为“盲流”、进城农民，以及比较普通的用语打工崽、打工妹等。但是，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此时，进城，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的选择了。
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已经被挤入了边缘，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也许我们正在半推半就，但是不容质疑的是，城市化正在慢慢的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选择。一般的理论认为，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即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典的城市化模式一般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必然最终带动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于是，农民进城了。这些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人们所称的“农民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农民实际上是在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状态之下、一种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状态之下才努力突破旧有的制度范围而进入现代城市的。国家以剥削农村发展城市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剥夺了农民的平等发展权利。也就是说，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实际上是以一种平等权利被侵害的方式进入历史视野的，所以导致了农民的集体贫穷。穷则思恋。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的农民终于无法忍受生活的穷困，开始了农民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的转化和变迁的历程。

二、农民工的城市境遇与集体权利失语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农民工的人口数量之大也不得不让我们侧视：199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6000万人，1999年达8200万人，2000年达8400人，而2003年已有1.14亿人，到2005年年底，农民工数量再创新高，已有1.2亿人。10年之间，农民工的人口数量正好翻了一翻，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数目仍在继续增长。从城市化发展的路经来说，中国的农民工将未来10年或20年之内将达到3亿，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中国农业的产值在GDP里已只有15%，干农活的庄稼人却还有从业者的50%，生活在农村的乡下人还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62%。中国要实现它的巨变，不能只靠大城市的繁华，而要把绝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市民，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充满‘神奇’而‘艰难’的必由之路。”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正是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象征，也是向全球化文化语境迈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积累，而且也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成长。然而，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必然是用血和污秽来作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以传统的真善美秩序的丧失为代价，而以假恶丑为杠杆来获取历史的进步。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对撞和挤压下，那些进城的农民——城市的异乡者们必须付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代价，他(她)们甚至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入城市的“精神绿卡”。
1、走向城市：艰难的开始
农民工，一个被称之为候鸟（Migrant farmer）一样的群体，告别了父母儿女，告别了土地纳税人，告别了青山绿水，来到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地方。然而，在开始漂泊的旅程中，正如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所做的感性的描写的那样，把自己“简化”成物品，被塞在由于春运所带来的，寸步难行的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上。农民工们的城市生活的艰难困苦正是从走出家们的那一样就开始的。刚刚过完新年，初一还在享受春节的暖暖情意，到了大年的初二，年轻的农民工们耐不住了，工厂要开工了，工地要开了，迟到了老板要开始扣工钱了，于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们背起自己鼓鼓的行囊，脚踏新年的爆竹烟灰，或许是迎着风雪，或许是踏着冬霜（农民工离家一般是在早晨），走出了家们，走向一个或许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殊不知，在“僧多粥少”交通工具供不应求的状况下，这时候，火车票提价了，汽车票更是100%，甚至是200%、300%的提价了。汽车车主们为了多拉客人，农民工为了早日拉到目的地，把自己塞在无法立足的狭窄的车厢之内，没有想过严重超载的后果，只想到了工厂老板扣工钱时的冷漠的景象……在火车上，许多农民工买不到位置票，在一节只能坐118人的车厢里，却塞满了300人甚至更多的人，许多人席地而生，甚至许多人睡在座凳下去。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前头，就是梦想的开始！不仅如此，当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他乡挣扎了一年之后，趁着春节的大好时机，找个合适的时间回家看看的时候，春运又来了，于是出门前的那种景像又重复的上演，此时的农民工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就好！见到爸爸妈妈就好！见到爱人就好！见到可爱的孩子们就好……
一样的轮回，却也是一样深刻地凝聚伤感的记忆。如果说，农民工们在城市的生涯将充满悲的话那么悲剧从他们走出家门口的那一刻开始，直至他们回至家们口那一刻才结束！尽管这样的话语有些绝对，并且未免武断，但对许多农民工来说却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与描述。不存在必然的命运，却有可能的境遇，或存在从已有的迹象推论出的“必然的命运”！农民工，他们能否幸免？他们不能幸免。

[发帖际遇]: pengzhongli在赌场爽了一把, 赢得威望150.